宜信和一个青春的中国

 文/李淳风

中国的崛起过程，丢给世界一个难题：在短短数十年时间里取得如此成就，究竟何以可能？

时至今日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7年，综合国力甚至已被外部舆论称作另一个超级大国，这个问题仍然未有答案。尤其在西方国家，人们依旧看不懂中国。他们一次次地对这个东方大国的未来作出悲观预测，又一次次地得到截然相反的现实驳斥。

只有在一个地方，对中国走向的预期才是完全正确的，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发展的战略规划中。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奋斗，将一个个蓝图变为现实，有条不紊得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。

外国对中国经验的研究，往往无法正视一个有强大的理想、信念的执政党对于中国的意义，以及这样一个政党与中国社会融为一体，一起去追寻共同梦想所能迸发的巨大民族合力。因为这不符合他们对政党的认知、经验和定见。

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故事：一家在世界范围内都是行业佼佼者的现代金融科技企业，如何与一个政党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使命与未来合体，成为“中国梦”的一部分。

在“全面小康”之路上

1993年，还在北大读书的唐宁——未来宜信的创始人和CEO，对着党旗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此时，中国正走在邓小平设定的“三步走”战略中的第二步——人民生活奔小康的路上。进入新世纪，党的十六大对“三步走”战略进一步展开论述，提出“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，集中力量，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。”

这便是当下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”的理论来源，而唐宁及其在2006年创立的宜信，事业上正是与这一步的国家战略共振。“全面小康”必然要将消灭贫困作为重要目标，宜信的自发实践，与这一目标完全契合。

在社会信用体系薄弱的条件下，宜信先行一步，运用数字技术对信用模型进行革命性的改造，力图让“人人有信用，信用有价值”，奠定了企业快速成长的基础。同时，宜信在中国创立了“个人对个人”的金融模式，在新的信用模型支持下，让金融科技开始大范围惠及边缘创业者。接着，宜信又在中国首次提出“普惠金融”概念，放低姿态，俯下身来，“把手弄脏”，以自己的专业能力，兢兢业业地服务于过去被传统金融所排斥的社会底层大众，为他们共享国家发展红利打开一扇希望之门。

某种程度上说，宜信是在用商业的手段与贫困作战，在客户的小康征途上，一同写下一个个有情有义的故事。

唐宁赋予宜信以“宜人宜己”的价值信念。简简单单的四个字，却有着严密的逻辑——通过成就他人来成就自己，帮助他人增值，自身也获得合理的增值。“绝对不能倒过来，以自己为中心。”

11年的事业实践中，唐宁用鲜活的语言持续丰富着“宜人宜己”的内涵。比如，他不断提醒自己的同事们，新金融必须能够在社会上实现发展机会的共享，而不能仅仅服务于一些有爆发性增长潜质的巨头。

一家标准的现代金融科技企业，骨子里却浸润着浓郁的社会主义情怀，这与唐宁这名24年党龄的老党员自身的理想信念息息相关。他向4万多名同事们强调，无论做任何事业，都要与国家、社会的发展方向吻合、共振，在对公共责任的承担中去实现自身发展。

党员数量最多的中国金融科技企业

宜信公司创始人、CEO唐宁与成员合影留念

作为金融企业家的唐宁荣誉等身，但外界很少知道，他还有一个自己非常珍视的特殊荣誉——北京市百位优秀党员。2010年，当新生的宜信初具规模之后，就成立了党支部，如今宜信公司有5324名党员，占员工总数的十分之一，宜信成为了党员数量最多的中国金融科技企业。

这家企业植根于实打实的实体经济需求，在金融科技的不同细分领域中都做出了行业贡献。在唐宁看来，“无论是支付、网贷、众筹、机器人投顾、保险科技、区块链，所有这些都会对金融产生革命性的推动，有的相对比较成熟，有的在路上，有的仍待发掘。回头看过去10多年的时间，我们如果总结经验就是，理念创新、模式创新、技术创新真正的让金融更美好。——百花齐放，才是春天。”

唐宁在宜信所塑造和坚持的价值信念，让宜信的员工们清晰地认识到，“宜信的企业精神与党员信仰在内核上高度一致”。

中国梦的宜信回响

这个古老、文明但在近代以来多灾多难的民族，从未像今天这样离伟大的复兴之梦那么近。

这一现实，是这个时代里许多有责任意识的中华儿女情怀之所起。2012年11月29日，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首次阐释了“中国梦”这一概念，他说：“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。”

民族复兴，是最大的时代背景，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从中感受到一种力量、气场和光荣的笼罩。不过，如何让自己在这一复兴进程中不缺席，才是一种真正的荣耀。莫言、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，为国家软实力加码是一种方式；各领域的劳动者们默默奉献，把载人飞船和空间站送上太空、把高铁送出国门、把产品的质量与审美都做到极致是一种方式；像宜信那样激情澎湃，每天把严谨的金融服务工作做出一种诗情画意来，也是一种方式。

宜信的企业情怀很大程度上来自唐宁的个人情怀，而唐宁的个人情怀则来源于党员信仰中的集体主义、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。他生于70年代，属牛，自嘲是“劳碌命”，而这正是长期以来中国大众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实际认知。

当这位“经典派”的老党员，面对“时尚派”的新生代党员时，同样可以用一种现代、浪漫和充满人情味的方式，把责任感和使命感潜移默化地传递下去。宜信内部津津乐道的“公司党委三八节给女党员送花”，其实正是公司党委提醒员工党员“我们是一种超越个人的存在”的方式之一。

这些被责任感和使命感所激励的年轻人，回应大时代的方式就是业务创造。宜信的创新与实践，把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推上了全世界的潮头，这便是中国梦在宜信的回响。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，《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》成为全球同行的指导纲领，其中就包含着宜信人的中国实践。

宜信和中国的故事，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呈现着不同的版本。这正是理解中国社会必须具备的一个视角，惟其如此，才能在看似与他国社会无异的个体游离状态中，把握住一条重要的聚合线索。这条线索，让每一个人、每一个组织都与国家、民族的命运须臾不离。

1900年，国族危亡之际，梁启超写下《少年中国说》，热切期盼中国能走出“老大帝国”泥淖，以生机蓬勃的少年形象焕然重生。今日的中国，早已实现了梁任公的夙愿，并且已经走过了懵懂的少年时代，处于激情与理性并重的青年时期。这一整体的民族精神面貌投射到社会的微观部门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家家像宜信这样的年轻的、有理想的、有激情的并且理性稳重的中国企业，它们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，承载着推动国家更进一步的希望。

今日“五四”，祝福青春的中国。